记得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的八十年代,情形颇为类似。但这归结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中国职称冻结的十年。“文革”前中国大学的正教授数目就不多,自然是校园内最受尊敬的一批学术权威。我的硕士导师何旭初(1921-1990)先生,尽管四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中央大学任教,后来成为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但他当了许多年的讲师。我大学同学田刚的母亲王明淑(1931-1984),在常微分方程的研究领域里推翻了苏联著名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Ivan G. Petrovsky,1901-1973)的一个猜想。但她因病去世时,还未晋升为正教授。
有十个校区的加州大学系统,和有二十三个校区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它们的教授晋升标准完全两样。明尼苏达大学也有好几个校区,其中只有位于双城(Twin City)的最大校区才是榜上有名的研究型大学,其余的皆为本科院校,但个别校区的教学成绩或本科生研究水准反而更高。如位于德鲁斯(Duluth)的那个校区数学系的Joseph Gallian教授,指导了好多优秀的本科生研究论文,将许多可塑之才送进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他担任过一届任期两年的美国数学协会(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简写MAA)主席(2007-2008)。
美国的一般研究型大学里,不乏全国领先的学科和优秀的人才。如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它的计算数学团体是相当强盛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备受尊崇的瓦格(Richard S. Varga)教授,长期在那里挂帅,担任计算数学研究所的所长。这很像中国的湘潭大学,其王牌的计算数学专业,毕业了许多优秀学子。现已九十二周岁的瓦格,六十年代出版的书《矩阵迭代分析》(Matrix Iterative Analysis),誉满全球。在哈佛大学数学教授沃尔什(Joseph L. Walsh,1895-1973)门下拿到博士学位的瓦格,不去名校当教授,却去了一个地方性的州立大学,是因为家乡对这位赤子的巨大吸引力。他不负众望,将肯特州立大学建成美国计算数学界的一个吸引子。此例隐含着这样的研究生报考哲理:申请研究生院需要考虑的两大因素——大学排名和专业实力,后者应该是决定一切的。我校的最强专业高分子与高性能材料,教授工资很高,研究基金最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也最多,有些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许多人对像密西西比这样的南方诸州知之甚少,却不知道这个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饭碗喷喷香。
那么,美国大学教授的晋升体制,到底有哪些具体做法呢?当一个博士,无论是像我当年那样的刚出炉的新鲜货,还是那些已在学术舞台上经历过几年洗礼的博士后,只要拿到“准永聘”助理教授的正式位置,就迈出了通向永聘之路的第一步。美国所有行业中,只有大学教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才有“永聘”一说,连美国总统顶多也只能再任一届。历史上,这归功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经济学家罗斯(Edward A. Ross,1866-1951)教授。他1900年关于“铁路应该国有”的大胆言论,得罪了当时还健在的斯坦福夫人,因为她已故的丈夫,就是靠铺设铁路发大财的。她的校董会董事长的身份,足以影响校方辞退“犯上”的教授。“罗斯事件”导致了十五年后,美国大学教授联盟(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建立,并采用了德国大学的教授终身制方式,保证大学教授“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天赋权利。从那时起,“tenure”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进驻了大学的殿堂。1994年,美国国会甚至立法,规定大学不得强迫永聘的教授退休。
晋升正教授的整个程序与副教授的相仿,但要求高多了。如果说部分研究型大学晋升副教授甚至不需要校外鉴定信的话,那几乎所有学校对升迁正教授则非要不可了,而且相关领域鉴定人的数目更多。当然,所请评判人所在的系科之学术声誉应与本系旗鼓相当,至少相差不能太悬殊,因为系里晋升委员会的信函经常会问对方一个问题:本系候选人若在贵系,是否有资格荣升?这和不能拿人和马放在一起赛跑看谁跑得快发奖牌一个道理。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的晋升标准,就不能拿哈佛大学的数学系作为参照物。但是前者的计算机系可以请后者的计算机系教授审查本系申请者的升迁资格,因为哈佛大学的计算机系,不比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好多少。我参与过好几个我校高分子与高性能材料系的教授晋级评定,发现校外专家的鉴定信函,大多发自高分子化学领域的世界名校,如阿克隆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这两个学校的总体“排名”并不显赫,但在这个学科里,它们都有如雷贯耳的鼎鼎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