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级数学大师后继无人析学界"近亲繁殖"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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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级数学大师后继无人析学界"近亲繁殖"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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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23日 11:00

　　近期，中国南方一所高校化工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内部有这么一条不成文原则：对外来报考者从严少招，尽可能招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主管招生的老师介绍说，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据称，在一些高校，研究生有“土著”、“非土著”之分，本科就读于本校的研究生被称为“土著”，来自外校的被称为“非土著”。

　　另有媒体报道，在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所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科研人员的学术观点与大学所在地学者基本趋同，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原来他们都是由同一知名导师所培养，讨论会上，几乎所有大学所在地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的观点。
　　这样的现象在学术界屡见不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教授认为:“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
　　弊端
　　学术“近亲繁殖”，是借用生物学现象指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师资学术队伍建设中的“学缘结构”问题。
　　生物学证实，人类近亲繁殖，难以生育出健康聪慧的后代。
　　有学者指出，学术近亲繁殖从内部摧毁了学术自由的根基，已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制约着学术的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其一，近亲繁殖制度下衍生的“家族式”学术梯队，“同质性”强，不利于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创新思维差。
　　据国际著名的《自然》杂志报道，如果将“学术近亲繁殖率”定义为大学师资队伍中本校毕业生所占比例，用一个国家发表的论文量和论文被引量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生产率，则发现，科研生产率与学术近亲繁殖率负相关。
　　学术上的进步多取决于“杂交”优势。一个老教授带的学生留校了，这个学生带的学生又接着留校——徒子徒孙共处一堂，学术基因单一，思维封闭，必然造成学术退化、僵化。
　　其二，“师生情结”，“面子观念”，在许多情况下，有碍正常的学术争鸣，直接侵蚀着学术本该具有的科学精神。
　　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乃至争鸣和批判，是学术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真正的学术个性也是通过代际间的学术“扬弃”孕育而成。我国目前的导师制研究生录用和考试制度的“导师制”，使学生把更多的心思用在摸清导师的观点、思想和口味上，而不重视独特个性的塑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奢望有代际之间的学术“扬弃”行为，因为按照我国的文化习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是相反。一代代学人在如此的环境中治学，不同观点争鸣与碰撞的机会很少，缺少挑战权威的勇气和力量，学术个性日益萎缩。
　　有专家在分析国内数学界为什么出不了可比肩当年华罗庚、陈景润的世界级数学大师时认为，国内学术界“近亲繁殖”现象是重要原因，它窒息中国数学家的创造力。根据一般规律，数学家创造力的黄金时期一般在25到40岁之间，如唯一一位华人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33岁就证明出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而伽罗华不到20岁就创立了影响颇大的“群论”。但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的年轻数学家普遍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精神，短短的黄金创造期一闪即逝。
　　其三，容易“结帮拉派”，搞“小团体”，使学术界的宗派化、师门化愈演愈烈。当“刘门弟子”、“王门弟子”等等类似的称呼不绝于耳时，可想而知，“近亲繁殖”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画地为牢、排斥异见的成分。
　　其四，“近亲繁殖”还会牵扯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学术界的宗派化、师门化倘能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那自有促进学术繁荣的可取之处。问题是，现如今的学术近亲繁殖，更多的是加速了利益集团化、沼泽化。一位年轻学者私下对记者说，如今在学术圈子里有些人掌握甚至垄断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在职称评定、课题、项目、经费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的甚至可以为一次学术会议定腔定调，决定一个学术刊物的取舍权。他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弟子占据重要位置，可以把自己的资源“让贤”于人。
　　探源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挑选本校毕业生“留校任用”，成为中国大学的传统。
　　在一些科教机构的人事管理上，不仅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以限制乃至杜绝学术界“近亲繁殖”现象的生成，而且还有着各种以有利于本校生留校的优惠政策。
　　直接升学或者留校，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老师留自己的学生，考核方便，有感情联系，易控制，上手快；学校方面，大家通过推荐、内定、优先录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学生，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于是，一些大学里，师兄、师叔、师爷“三世同堂”乃至“四世同堂”。
　　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近亲繁殖的重要因素。
　　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发展研究生教育，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促进科技和教育的有力结合，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保证学术的繁荣和繁衍。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许多当初留校的本科生在本校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在职”(或“脱产”)读研究生；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实施“一条龙”教育政策，即所谓“硕博连读”。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了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日益严重的“近亲繁殖”现象。
　　对策
　　一个世纪前，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而首开北京大学良好的学术风气，使改革后的新北大，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学术中心、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后来，学术近亲繁殖积弊日深，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为此不断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尝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便着手革除中国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严重积弊。复旦大学也曾力促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互换研究生计划。
　　前几年，我国高校大规模联合、重组、合并的外科手术，就包含着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的模式，清理长期利益集团化、沼泽化的深意。
　　2002年起，为遏止学术近亲繁殖，我国部分高校出现了互派学生到对方修课并相互承认学分、面向海内外大量吸纳人才、不再留本校博士毕业生当老师、停止“本硕连读”班招生等新措施，高校“近亲繁殖”问题出现破冰之举。
　　诚然，近亲繁殖的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它还一直缺少制度性的约束。有关专家认为，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一律被“逐出门外”，留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有志于回母校任教，必须在别的地方取得一定成就后再重叩母校大门，并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者一起公平竞聘。
　　借鉴中西方的成功经验，有关人士为遏制中国学术近亲繁殖提出如下建议：
　　由教育、人事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规范，并在相关教育法中作出相应的保障，从宏观上促进各地办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相互调节，形成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的大环境，鼓励高校间人才交流，促进学术上的“杂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大家都交流起来，中国的学术就有希望了。
　　重点大学严格限制在所在地招生的比例，让绝大多数学生离开本地，大胆地走出去，使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习惯得到最大程度的融合、发展、创新，拓宽其学术视野，增长见识。
　　改革研究生教育，既要着眼于改革体制(如招生、考核、就业等)，又要有必要的调控手段，对学术带头人的如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界定。
　　有识之士认为，彻底打破“近亲繁殖”现象，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最根本的是营造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健康先进开放的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主创新能力的学术文化。正是有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才有生气勃勃的北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