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才的志趣、风格及其他——杨振宁在美国和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
科学人才的志趣、风格及其他——杨振宁在美国和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作者 | 倪光炯
来源 | 原文载《百科知识》，1987 年第1、2 期，题为《杨振宁先生一席谈》
1982 年 10 月，我在美国伊州大学（UIUC）做研究工作一年多之后，承蒙杨振宁教授的邀请和安排，有机会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作为期半月的访问。我此行除了向杨先生和那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同行学习和交流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进一步了解杨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观点，以便为大百科全书撰写关于他的条目作参考。我向杨先生提出了请他作录音谈话的建议，他欣然同意了。于是在 10 月 13 日和 21 日，采取由我提问题和他回答的方式谈了两次。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倪：我很高兴有机会跟杨先生谈一下，我想了解您年轻时在西南联大和做研究生阶段的二三个工作。看来这些工作对您发现宇称不守恒以后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您自己说，您认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集中在对称性原理和统计力学的研究上，这跟在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指导下当时做的两篇文章有联系。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您讲得稍为详细些。
杨：我想每个人所做的研究工作，总体地讲起来，都会有几个主体的方向。我自己主体的方向是通过对于对称性原理及统计力学跟多体问题的兴趣方向而引导出来的。这两个方向，我在很早时候就注意到了，我所以发生兴趣，是起源于我在西南联大所写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吴大猷先生指导之下所作的学士论文《关于分子光谱学与对称原理》，另外一篇是我在清华研究院，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之下写的《关于 Order-Disorder 转变》（有序一无序的转变）这样一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对我后来的兴趣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吴先生指导的论文引导我对于对称性原理的兴趣以及从群论到对称性原理上所得到的物理学跟数学的结论，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王先生的指导虽然使我对相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好久没有什么成果可以报告。1951 年夏天，我才做出了我离开中国后所写的第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自那以后，对统计力学、多体问题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现在我还对这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
倪：谢谢。杨先生，我觉得您早期的工作对后来的工作确实有相当直接的影响，也包括您另外两篇文章，比如您也谈到关于核反应的角分布工作后来跟字称不守恒工作也发生直接联系。从这一点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家成长过程中早期的影响问题。当然，当时还不是很自觉地向那个方向走，但后来常常会在很重要的工作中产生影响，这好像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您身上或者其他科学家身上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想在培养青年物理学工作者中间，这里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开头要开得好。是不是这样？
杨：我想，主体讲起来，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一个人喜欢考虑什么问题，喜欢用什么方法来考虑问题，这都是通过训练得出的思想方法，这一点我想与早期训练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心理学家也并不见得有完全了解。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人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在成人甚至到老年时候，还是很喜欢吃。有时这个喜欢是讲不出道理来的，因为在他最早成长时候的喜爱跟不喜爱的东西，大概对他的下意识有很重要的影响。
一个人在刚接触到物理学的时候，他所接触的方向及其思考的方法，与他自己过去的训练和他的个性结合在一起，会造成一个英文叫做 taste ，这对他将来的工作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许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还有许多别的重要的因素在里头，比如说机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人的 taste 再好，如果他没有碰到一个外在的机会，他不见得能够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不过，同时都走到一类道路上去的人，后来所做出来的结果往往又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其分歧的基本道理，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讲的 taste ，而这个 taste 的成长基本上是在早年。我认为一个人的幼年跟青年以及与他刚跟这个学科接触的时候所学到的知识恐怕是决定taste的基本因素。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至今我还没有看见心理学家或生理学家对它进行过分析。
倪：这个问题我想跟普通人的性格形成联系起来。我们常常感觉到一个人性格形成得比较早，肯定决不会在他 30 岁以后。因此，我在想您讲的 taste 这个词该怎么翻译？爱好、嗜好都不一定很恰当，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您还讲到 style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taste 形成要早一些，style 要更成熟些以后慢慢形成，而这里面又有一定联系。所以，在这问题上又不同于另外一些词，比如与常常讨论的物理上的直觉（intuition）也不完全一样。taste 这个词恰好描绘了您刚才所讲的在科学上从一个还懂得不多到后来慢慢成熟起来的阶段上所形成的一种科学性格。
杨：不错，taste 跟 style 是有很密切关系的。style 在中国叫风格，taste 我倒不知道该怎么译法，有人把它译为品味，不过我想这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翻译。我同意你刚才的讲法，taste 的形成比 style 要稍微早一点，往往在自己还没有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 taste 了。比如说一个收集古画的人，他有 taste ，可是他不大可能有 style ，假如他后来自己也画画，那么他就可以有他自己的风格。当然，一个人的 taste 肯定要影响到他后来的风格，不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观念。
taste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讲一下我对于这方面的意见。在最近几年之内，我们学校里有过好几个非常年轻、聪明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到我们这儿来请求进研究院，那时他才 15 岁的样子，后来他到 Princeton 去了。我跟他谈话以后，对于他前途的发展觉得不是那么最乐观。我的看法对不对，现在我不知道，因为他到 Princeton 去以后的情况我现在不清楚。我为什么对他的发展不太乐观呢？他虽然很聪明，比如说我问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他都会回答，但我问他：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然而他却讲不出来。对他讲起来，整个量子力学就像是茫茫一片。我对于他的看法是：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成一个 taste 。这就是我所以觉得他的前途发展不能采取最乐观态度的基本道理。因为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他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很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他没有把问题里面基本的价值掌握住。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要掌握住它们里面的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住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精神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到一个程度时，你才是真正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我想一个思考比较成熟的、念得很好的学生，如果能够在一个早的时候接触到一些风格比较合适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文章，并吸收了它们的精神，这对他将来选择正确的问题和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是有很大帮助的。
倪：杨先生讲的这些见解我觉得都很重要，对以后我们自己学习和培养青年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您已经讲了多次，我们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有很多优点，但也有缺点：如把它与美国教育加以比较，就是我们比较注意学生吸收已有的知识，而不注重引导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因而这些学生在以后进入研究的时候，始终是处于一种比较胆怯的状态，没有足够的勇气，总觉得基础好像是永远打不完似的。我自己也有过这样一段时间。现在觉得自己还很差，不过现在已开始懂得，做研究跟学习已有的知识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杨先生刚才讲的一般地能够应付考试的知识，跟做研究时需要的“把刀磨快”，需要一种 working knowledge 并不是一回事，对于后者，在早期如果没有形成一种 taste ，一种勇气，并且去做的话，时间长了以后这把刀会更钝的。
杨：是的，我同意。我想学好别人已经消化好了的知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要使研究工作真正成功，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把大家当时已有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 taste 结合起来，从而冒出新的方向来，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点。
中国的教育方法代表了东方文化传统的教育特点，但它不应该成为新中国教育方法的特点。这种方法使学生容易产生相信“先贤”的看法，对先贤不敢持怀疑态度，或者觉得反正别人都已经做过了，我的目的只是去学习。这个态度有它的好处，比较谦虚，认为这种态度完全的坏是错误的。比如说,利用中国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学生，不光从中国出来的，从日本、朝鲜、新加坡出来的学生，都是会考试的。会考试看来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太学会了考试，老想考试要考得好，于是他就会产生一种观点：反正知识都是人家已经做好的，我就等着一个个地去学，而且应该不断学习别人所做的东西。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别人这样做他也这样做？这类想法最终他好像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我想在研究工作的时候是要有一些困难的。
我想把两个办法折衷一下最好。在美国这儿训练，一般讲来，是注重培养思考新的办法。这个训练办法，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好的。按部就班地、一项项虚心地去学习，这样可以把许多有用的知识吸收进去。我觉得这对于大多数学生，也许是 70% 或者 80% 的学生，是比较好的一种训练方法，因为可以使这些人成才。美国很多学生进大学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后来所做的事情跟他在大学里学的知识也没有多少关系。可是对于最后做研究工作的 20% 的人，就比按中国传统训练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有优越性。中国传统方法造就的人胆子太小，随时都会觉得一切问题前人都已经做过了，我不应该也不必去做，或者不可能走出新的道路来。在这一点上我想是要吃亏的。
所以我想，你要问哪一种教育方法好，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要看你是在讨论哪一个学科或对哪一个学生才能做具体回答。虽然刚才我讲对绝大多数人美国的教育方法不是最好的，不过美国进大学的学生数目非常之多，所以结果还能有足够多的人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可以保障美国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社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完成恰当的科技事业。
倪：您说过一句话，真正做研究工作的人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这比例我初步了解一下，比如占美国研究生中的几十分之一，而不是全部。这与中国现在的培养目的跟方法是有些不同的。您还说过，研究理论物理，兵在精而不在多。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些担心，在理论物理方面，我们有很多研究生，他们都很努力，都很用功，但从现代科学的要求来讲，最后总只能是少数人做出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
倪：杨先生，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您的家庭和童年，还有同杜先生的婚姻。
杨：我是 1922 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我出生时我父亲正在那时候安徽省会怀宁县（就是现在的安庆市）的中学里教书，由于种种的不便，我母亲一直没有去怀宁，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是在合肥。我的名字杨振宁这个“宁”字，使好多人猜测我是生长在南京，其实跟南京没有关系，是怀宁的宁。在我十个月大的时候，我父亲考取了那时候的安徽省公费，到美国去念研究院。他是在北京高师毕业的，后来在安庆教了几年中学。他觉得教了几年中学把大学所念的数学都忘记掉了，所以他在 Stanford 大学又进了一年四年级，一年以后他得到一个学士学位，然后就去了芝加哥大学，在那儿四年先后得了硕士跟博士学位。他研究的是数论方面的所谓堆垒数的问题。那个时候在芝加哥大学有好些中国的研究生。其中有周培源先生、吴有训先生，他们两位是念物理的，还有一位孙唐先生，也叫孙光远，是现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84 年逝世），还有好多位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父亲 1928 年回到中国，之后我同父母搬到了厦门，我父亲在厦门大学教了一年书，1929 年的时候我们又搬到北京（那时候叫北平）。我父亲被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37 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刚念完高中一年级，七七事变发生了。于是，我们就先搬到合肥，后来经过汉口、广州、香港、海防、河内、河口到昆明。到昆明时正值1938年2月。在昆明我又在昆华中学念了半年，到 1938 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那时候的全国统一招考，考进了新成立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在昆明合起来组成的一个临时大学。在长沙的时候，它叫临时大学，搬到昆明以后才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我在西南联大念了 4 年，1942 年获得学士学位。1942 年到 1944 年，我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得到硕士学位。1944 年到 1945 年间，我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教了一年数学，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杜致礼，她是那时我所教班的一个学生。那个班是高中二年级。我教了两班学生的数学，一班是高中二年级，另一班是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这一班有好几个学生，后来都成为大家熟知的人了。一个是《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学生算学不是最好，也不喜欢多讲话。记得在香港我第一次（文革的时候）看到红岩书的时候才发现作者中有罗广斌的名字，当时觉得他跟我的一个学生的名字一样，可并没料到他原来就是我教过的罗广斌。另一个是闻立鹤，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大儿子，闻先生被特务枪杀的时候，为保护他的父亲他还受了一点伤。不幸，听说他去年突然得病死了，好像是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我是在 1945 的夏天离开中国经过印度到美国来的。我想这就是我在中国头二十几年生活的大概过程。
到美国以后，我 1946 年初进芝加哥大学、1948 年夏得到博士学位，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 Instructor（讲师）。1949 年到 Princeton 的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高等学术研究所），前后共待了 17 年。1966 年从 Princeton 搬到这儿来，现在也有 16 年了。
倪：您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时，好像关于您的 advisor（导师）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 Fermi ，一个说法是 Teller ，我想这都太过于简化了，可否请您谈谈他们两位对您都有什么影响。
杨：Teller（泰勒）和 Fermi（费米）在芝加哥对我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我在刚去的时候，本来希望跟 Fermi 做实验研究工作。因为我在中国做学生的时候，总觉得没有动手的机会，而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所以下了决心到美国后要写一个实验的论文。我一到芝加哥就去找了 Fermi 。不过，那时 Fermi 正在阿贡（Argonne）国立实验室做实验，而那时在阿贡实验室里做实验需要美国公民的身份。而我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后来，Teller 来了。于是，我就跟他做了一些理论工作，前后共做了三四个题目。我跟 Teller 那个时期所做的题目都没有写下来发表，不过却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他的物理是跟书本上的很不一样。比如说，他对于对称原理跟角动量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熟悉，又是一个直觉的了解。所以，通过跟他进行交谈和辩论，不需要几个礼拜就能够了解到他对于物理的了解的办法：哪些东西是应该注意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不注意的。我刚才对你说，我跟吴先生做学士论文时写了一篇关于分子光谱和群论关系的文章，那是我被引导到这个领域的开端，所以我对于分子光谱跟群的表现（示）都有一些了解。不过，跟 Teller 接触后，我学到了比较注重数学跟物理的关系的精神，而比较不注重数学跟物理的关系的细节。从书本上一篇篇、一页页地念出来的知识，一个定理、一个定理念出来的知识，先要有个定理，后来有个证明，这是一种念法。而 Teller 是不大注意证明的，他的想法是比较直觉的，有时他的直觉结果也不全是对的，而且他对一些直觉结果也不能够证明。不过，他的好处是触角伸得非常之远，往往在没看清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抓住了它的精神，然后再想办法把中间的路连起来。虽然中间的路不见得每次都能连得起来，但是你如果不去伸那个触角，你就永远走不远。他的这种比较着重直觉了解，比较着重数学跟物理之间关系的直觉观念，比较不注意证明的这种精神，是在我跟他接触时获取到的一个收获。然而，我却又觉得有两件事情得要齐头并进：就是证明是有用的；直觉也要发展。当这两件事情结合得很好的时候，对于这个学科就可以掌握得多一些。
1946 年的秋天，在芝加哥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在 Allison（艾里逊）的实验室里做实验。那时 Allison 是一个做低能核物理的实验教授，他要做一个 400 kv（四十万电子伏特）的 Cockcroft-Wal-ton 小加速器，我参与了他的工作组。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把加速器建设起来了，以后便在上面做实验。差不多从 1946 年底到 1948 年初，我主要是在做这些事情。
不过，那时我还做一些理论工作，包括关于角分布函数与角动量之间关系的一些定理，在这方面我把写出的文章拿给 Teiler 看，他觉得很好，并在上面提了一些增加关于 relativistic（相对论性）补充的建议。这个论文写好之后，1948 年春的某一天 Teller 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用这篇文章做你的论文？因为你现在的实验并不太成功。他说：你把这个做成论文，我就变成你的导师，你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了。我刚一听见他的建议时候有点失望，因为这与我当初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不过，我想了两天以后，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所以就接受了。这就是我后来又抛弃了实验物理，重新回到理论物理工作的经过情形。
我在 Allison 实验室的那一段时间，跟 Teller 还是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比如 Teller 每个礼拜跟他的研究生一块儿吃一顿午饭，讨论他们的问题，我通常还是参加的。这时，我跟 Fermi 也很熟了。我在 1961-1962 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内容是关于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怎么样受到 Fermi 的影响，以及他对芝加哥大学所有的研究生有什么影响的一些描述。
1948 年到 1949 年，我在该校物理系做 Instructor 的时候，跟 Fermi 的关系更密切了，因为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所以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1949 年夏天，我跟他合写了一篇关于介子是否可能是质子跟反质子的复合态这样一个问题的文章。
总的讲起来，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接触最多的三个物理方面的教授是 Fermi 、Teller 跟 Allison ，我从他们三个人所学到的东西不一样，不过都对我是很有用的。
倪：谢谢。这个问题本来不大清楚，现在清楚多了。杨先生，是否可以请您谈一下宇称不守恒发现的前后经过情形？
杨：在 1955 年和 1956 年的时候，宇称不守恒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原因是那时候有所谓的 θ—τ Puzzle（谜）。这个问题讲起来比较长：第一，它的来源由来已久，而且 1956 年李政道同我在这方面做研究工作的时候也有很多转折。关于这方面最近我写了一个选集跟后记，明年春天出版，那个上面讲得比较详细。我想就不把那个上面的经过现在再讲给你听，很快你就会看见出版的书上是怎么讲的。不过，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工作，它的来源基本上是与他过去所学到的知识，所认识的东西，有很密切的关系。宇称不守恒这件事情当时是从 θ—τ Puzzle 来的，是从 τ 跟 θ 的衰变，也就是从当时的所谓奇异粒子的衰变现象来的。可是，后来做实验的时候是通过 β 衰变，这是吴健雄跟四个标准局的物理学家合作最先发现的。他们这个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那么，怎么从一个 θ—τ Puzzle ，忽然一改就跑到了 β 衰变？这个经过，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大家已经有一个认识：不同的弱相互作用，包括 β 衰变与 θ 跟 τ 的衰变，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这是从 1948—1949 年开始新发展出来的一个普遍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β 衰变这件事情，我在开始做论文时就对它非常注意，以后我虽然没有发表过很多关于衰变的文章，可是对于 β 衰变的现象以及它的理论，在 40 年代末跟 50 年代初我是经常注意的。这与后来李政道同我共同提出 β 衰变的实验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想一个人的所有工作，都与他过去所接触的方向、所接触的风格有极为密切关系的。我把这一点提出来给你作一些补充。
倪：谢谢。杨先生，您在 1954 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Yang-Mills 场，这是非阿贝尔规范场的开端。请您谈一谈这篇文章的酝酿和发表以及二十多年来它对高能理论的深远影响？还请您谈谈高能基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杨：我先谈一下你刚才所提的前一半问题，后面的问题比较困难回答，我们谈谈再讲好了。
关于规范场的想法，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有过，我当时觉得：Weyl 对于电磁场的规范的想法，早在 1929 年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了。既然通过这种思想可以引导出来 Maxwell 方程式，那么通过这种想法也能引导出来各种不同有电荷的场跟电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想把这个原则给予推广，但这种推广有一定困难，所以每一次尝试都不能够成功。不过，这种想法我一直觉得很好，那时每过半年或一年就重新推广一次，碰到了困难再来，如此反覆很多次。1954 年我到了 Brookhaven（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与 Mills 同一个办公室。那时候新的粒子发现非常之多，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要有一个各种粒子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我们在这方面又做了些工作，后来就写出了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刚写出来时很少有人注意。我记得这篇文章写出来后只有一个地方请我去演讲，希望我报告这篇文章，就是（普林斯顿的）高等学术研究所，因为当时 Pauli 在那儿，他对这很发生兴趣，他让 Oppenheimer 请我到研究院去讲这篇东西。另外，关于这个内容我在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次演讲，不过这并不是他们指定的题目，是我主动要讲的。除此之处，在我印象之中就再没有一个学校请我去讲有关推广规范场的题目了。现在想起来也并不稀奇，因为那时对这事情觉得有兴趣的人确实几乎没有，我想恐怕 Pauli 是唯一发生兴趣的人。
到了 50 年代末，对于非阿贝尔规范场这个想法的妙处认识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到 60 年代中期，就写出了很多的文章。到了 70 年代初，通过 t'Hooft 证明，非阿贝尔规范场是可以重整化的，后来又通过 Glashow—Weinberg—Salam 模型的成功，以及目前色动力学的许多发展，现在大家几乎是没有例外地相信，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是规范场。
我深信，从这个发展里面我们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我曾经把它叫作“Symmetry dictates inter-action”，就是“对称原理决定相互作用”，它决定物理世界里头的一切相互作用。我想这个原理基本上是对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个原理第一个应用的人是爱因斯坦，他在广义相对论中应用了这个原理，而非阿贝尔规范场可说是以后的一个应用。
你刚才问我，自发破缺跟对称原理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很妙的关系。因为 50 年代、60 年代的时候对称原理也许用得太多了，于是就想跟实验发生关系，这样立刻就会发生困难，因为我们看到的宇宙没有那么多的对称。这里一个新的基本想法是 Broken Symmetry（倪：对称性自发破缺），自发破缺，不过自发破缺也许叫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这个名词有时候用得有些混乱。总而言之，就是把一个更对称的想法加上一个 Broken Symmetry ，这样就可以有对称的好处，又可以有不对称的效果，这也就是大家今天所以对 Glashow—Weinberg—Salam 模型都非常热衷的道理之一。
我觉得 Broken Symmetry 的基本想法是很好的。不过，目前很难使我相信 G-W-S 模型里面把 Broken Symmetry 付诸实现的办法是最后的一个想法。
在我的选集和后记里面，我把这个模型的成功比喻成也许像 Fermi 的 β 衰变理论。Fermi 的 β 衰变理论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呢？当然是。但 Fermi 的 β 衰变理论是不是一个最后的理论呢？我想现在大家会一致承认它不是一个最后的理论。所以，我觉得自发破缺跟规范场这两个基本观念是会有长远的价值；而通过 Higgs 方法来制造Broken Symmetry ，我相信将来会有新的发展。
总而言之，我相信刚才我讲的“Symmetry dictates interaction”这个观念，也许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物理学发展中得出来的中心题目（倪：基本经验），一个基本经验。不过，我不相信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最后的意义。因为我觉得自发破缺通过 Higgs mechanism（机制）恐怕不是一个最后的“故事”。关于我们现在对于对称原理的了解，如果从历史的观点讲起来，跟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对于对称观念的了解已经大不一样了。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讨论对称了。比如说用了群论，可是那时的用法跟今天的用法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我相信，这个发展就是对称原理在物理学中一天天通过新的了解占更重要地位的最好说明。我还相信，这个发展到今天还并没有停止。我这话的意思，也许一些现在的物理学家不会同意，不过，我深信我这个看法恐怕是对的。我们今天虽然比以前对于对称的地位有了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我相信这还不是最后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很热衷的，许多人做了很多工作的，关于玻色子跟费米子之间的对称，叫作超对称，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应用。这一类把对称原理继续推广下去的想法，我深信将是 80 年代、90 年代、或者是 21 世纪理论方面的重要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Symmetry dictates interaction”这句话，不但今天重要，以后三五十年之内还是重要。不过 Symmetry 这个字到底怎么解释法，我相信在里头还要有新的花样。
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很高兴能够亲耳听到杨先生这个观点，我要继续学习这个问题。谢谢杨先生。
后记
最后我想补充两点：
1、近二三年内凝聚态物理有一个重要发展，即实验上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五度对称性，相应的理论解释确实拓广了过去固体中的对称性观念。所以，我认为杨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有预见性的。
2、上海《自然》杂志 1986 年九卷七期载有《点燃智慧之火——记杨振宁教授》（碧青、安泰）一文，请读者参阅。那里提到“现在国内外许多科学家认为杨振宁该获第二次诺贝尔物理学奖”，我看到 Teller 教授给杨先生 60 岁生日的祝贺电报中就是这么说的，最近新加坡的潘国驹先生也在报上专门撰文论证，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倪光炯 好玩的数学 2023-07-06 07:04 发表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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