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曾肯成
下面是网友 coolboy 过去在《数学中国》论坛上发表的一个帖子：哭曾肯成
丁石孙(2006 年 5 月 23 日)
二〇〇四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曾肯成已去世。我和曾肯成在清华是同班同学，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悲伤。他生病已经近十年了，想到他十多年来的痛苦，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我与他是同龄人，按照现在的人的寿命，他还是较早地离开了人世。
回想曾肯成的一生，我感到他一生极其坎坷。他一九四六年考进清华数学系，我一九四八年转学到清华数学系三年级，从那以后，我们就维系了近六十年的友谊。同学几年来，我感觉到他的智力超群。他不但有很快的理解能力，而且有很强的记忆力，我认为这两者同时都强的人并不太多。在同学期间，曾肯成并不是非常用功，他看了许多闲书，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但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学得最好的，至少比我要好。在我们毕业前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华罗庚先生从美国回来，在数学系任教，开的课是他当时正在进行工作的典型群方面的，课程的名称叫矩阵几何。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与华罗庚有较好的关系，从我们毕业班他向华罗庚先生推荐了几个人，让他挑选。因此曾肯成毕业后就到科学院，在华罗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留在清华数学系当助教。不久我就听说他跟华先生相处的不是太好。也许是曾肯成自己的想法太多，很难严格在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大概在五四年前后，曾肯成到了科学院院部工作，后来又调到科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一本俄文书。这本书是苏联新出的一部经典丛书中的一本，是鲁金的，书名叫《解析几何论及其应用》。当时我完全不懂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曾肯成告诉我，鲁金就是用这本书培养了一批苏联的数学家。我就答应了下来，利用空余时间一边念一边翻，翻译完就出版了。而这个时候曾肯成又从科学出版社调出来学俄文，因为五六年我们国家要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苏联派了一个专家组帮助中国政府定这个规划。曾肯成因为俄文学得比较好，他就成了专家组组长的翻译。当时我们的工作都比较忙，所以他的工作细节我并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完成以后，就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完以后，他就被派到莫斯科大学留学。
五七年反右派开始，曾肯成就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据说他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第二条，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在毛泽东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们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方向。其实，据我了解，曾肯成并不太懂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后来有其他留苏的同学告诉我，曾肯成俄文学得太好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俄文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与苏联学生来辩论政治问题。就在这种罪名下，他就中断了学习，回到国内，戴上了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有相当一批右派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教书，而曾肯成是其中的一个。
到六二年，曾肯成终于结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和万哲先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他的爱人是个大夫，姓龚。“文革”当中，他就随科技大学迁到了合肥。他的孩子叫曾红，这个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很快就发现生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致命的病。这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到科技大学以后，他的生活情况还可以，因为他教书的才能逐渐被大学发现，所以他在科技大学受到较好的待遇。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向学校提出要求，到北京来给女儿治病。那时候在北京成立了计算机学院，曾肯成就一边到计算机学院来兼课，一边给他女儿治病。他到北京以后，跟我接触就多了起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后，解放军发现数学对密码有用，在北大办了短期训练班以后，又相继在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举办了一年到两年的训练班，而主要内容是代数。所以曾肯成从这时候就接触了密码。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破密码，而曾肯成就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来建立密码。后来有很长时间他的研究就转移到密码，而且要造密码机。八十年代中期，曾肯成关于造密码机的想法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就成立了信息安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立是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对曾肯成工作的肯定。这个实验室一面做研究，一面培养学生，而且培养了好几位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正是在他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他却病倒了，最后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
我对于曾肯成的一生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大体的轮廓。从这个轮廓可以看出，曾肯成确实是极有才能的一个数学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发展他的才能。他有很好的记忆力，表现为中国的诗词他可以背诵很多，英文诗甚至俄文诗他也能背一些。曾肯成不但有很高的才能，而且为人正直，不说假话。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件，极其气愤，这就使他得罪了很多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的死，我不但感到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很有才能、应该给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的天才。我愿借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做扼要的描述，希望大家能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曾肯成去世以后，他的女儿小红从美国赶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求我担任曾肯成治丧委员会的主任。我很清楚她的目的是要想让科学院比较重视，我就答应了。由于我当了治丧委员会的主任，科学院的副院长白春礼就当了副主任。我想这也算我为老朋友最后做的一件事。他像一颗流星，穿过宇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今后为了后人的发展，我们要抓住闪亮的星星，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帖最后由 coolboy 于 2021-4-6 12:19 编辑
“五七年反右派开始，曾肯成就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据说他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第二条，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
----- 曾肯成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他的言行是如何被中国驻苏使馆的人知道而被遣送回国的呢？是苏联还是中国的特务告密者汇报给了中国驻苏使馆的？从下面的一篇类似的报导来看，应该是由同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告密者汇报给使馆而使得曾肯成被打成右派而遣送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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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告密者
美国的数学奇才约翰·纳什，年轻时患上严重的精神病，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里的另类。他的传记作家曾把他称作“普林斯顿校园的幽灵”。在师友和亲人的关爱下，纳什的天才没有被埋没，他在晚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成就一段科学史上的佳话，好莱坞据此拍摄的影片《美丽心灵》也是佳作。
在遥远的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校园里，有另一段“天才”的传奇。主人公名叫王镇皋。现在，他已是耄耋之年行将就木时，故事却开始在网上流传。只是，他的经历不是佳话，而是悲剧。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学院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看重的学生。据王镇皋自己说，束星北曾经评价他的资质可能比自己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还要好。
但在当年，就在王镇皋站在学术道路起点、准备展望未来时，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 ——“告密者”。
王镇皋在理论物理学上拥有过人天赋，然而，他却接受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
当年，王镇皋执行的保密任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监视束星北，了解其行动、思想和言论；二是了解由学校保卫处处长巩念胜指定的其他老师的情况；三是兼顾学校其他异常情况。
王镇皋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上级单线汇报，并撰写周报告。对于有无别人与自己做同样的工作，王镇皋表示并不知情。
束星北对王镇皋很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王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不错，他们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开始把这些言论汇报给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档案资料记载，王镇皋对束星北的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
后来留校任教的王镇皋，在同事眼中仍是老实善良、惯于服从的个性，即使普通的实验员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琐事，他同样笑嘻嘻地照办。他从不拒绝别人，同事借钱，如果没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别人失望。
在秘密工作的网络里，他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当年，学校召开鸣放讨论会的第二天晚上，王镇皋从联络站回来，发现物理楼灯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标语，学生们对《青岛日报》扭曲讨论会发言的行为很不满，打算到报社示威，王镇皋立即报告公安，参与的学生后来大都打为右派。
“反右”运动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一是束星北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从1954年留校到1979年，在25年的保密生涯后，王镇皋的身份被意外曝光。事后，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一位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还有几个留校的学生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但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
保密工作占用了王镇皋的主要精力。在学术上高开低走的他，一直只能是一名平庸的副教授，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和事业可言。他还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些关系。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这是杜强先生在《天才落魄的暮年》一文和腾伟先生在《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一文中为我们勾勒出的王镇皋。保密工作者、妻子眼中卑鄙无耻的特务王镇皋的经历能浮出水面，实在太过意外。他的同行，数量其实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可是却几乎不被人所知。
如果有机会为这位原本的物理天才加保密工作者写一部传记的话，最好的题目已经是现成的：《山东大学里的幽灵》。
在《美丽心灵》中，纳什生活在自己是中情局特工的妄想中。那只是一种妄想症。但在王镇皋的生活里，大学教师只不过是他的掩护身份。组织的特殊信任，让他在各种刀光血影的政治运动中心中不慌，特别有底气。
只有当他背负着“告密者”和“副教授”这两个耻辱的标签要告别世界时，他才百般纠结起来。
普林斯顿的幽灵，能够在美丽心灵的呵护下，赢得最高荣誉。而山东大学的幽灵，则在充当毁灭天才的工具的同时，也熄灭自身的天才之光。事实证明，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要好于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作为一个身兼两职的精明人——即便他是天才。
如果将来也有一部以王镇皋为主人公的电影，那应该是一部黑白风格悲剧片。不如此，不足以表现历史的沉重。当然，也可以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影片的结尾突然转换成彩色：束先生的墓碑前被摆上一束鲜花。
令人唏嘘的是天才的虚掷。令人恐惧的，则是幽灵游荡的夜色。
补充：束星北（1907～1983） ，江苏扬州市人。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等，都曾师从并受益于他。1952年，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气象学，先后发表了《气象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多篇学术论文；后到青岛筹建气象研究所。曾被划为右派，倍受打击，后平反。
上文中提到的束星北，我以前曾在科学院的一个论坛上讨论到爱因斯坦的一些研究工作中发帖提到过。
有两个中国人都曾跟爱因斯坦工作过。一个是周培源，跟爱因斯坦从事过相对论的研究。另一个就是束星北，跟爱因斯坦从事过地球以及星球磁场的研究。爱因斯坦曾认为，任何物体包括地球或其它星球，只要它旋转，则它的旋转就会在空间产生磁场。束星北当时就是跟爱因斯坦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但这一想法其实是错的。束星北当时的这一工作后来也就失去了意义。Walter M. Elsasser当时与爱因斯坦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地球及星球磁场实际上是由地核内部电离化的岩熔热对流而产生的。后证明Walter M. Elsasser是对的，他成了地球物理之父。
本帖最后由 coolboy 于 2021-4-7 02:10 编辑
上面帖子中提到Walter M. Elsasser，他的另一个工作也是挺有意思的。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光电效应”，即认为传统的光波也具有“粒子”的特性。在当时，应该也有不少人会联想到同一思想也可以应用到任何粒子或物质，即所谓的任何物质的波-粒两重性。Walter M. Elsasser也想到了这一层并推导出了联系粒子动量与粒子波长的（简单）著名关系，公开发表了他的结果。
现在大家一般都把“物質波” 这一思想以及动量-波长的著名关系归功于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但实际上德布罗意的论文的发表时间要晚于Walter M. Elsasser的论文。德布罗意的研究是非常系统性的研究（包含实验结果等），发表的论文是他长时期研究的博士论文。而Walter M. Elsasser的论文是一篇仅仅给出动量-波长关系的短文。所以之后慢慢地在学术界说起“物质波”也就只提德布罗意而不提Walter M. Elsasser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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